VIIV (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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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2009/06/04
文：林行止

未到六月，看到不少令人納悶的小事—立法會上，詹培忠議員說，軍隊開了進去，廣場的燈熄了，漆黑中，我們看不到發生什麼事情……。

當年聲援六四的聯署行動，曾經簽下名字的社會賢達，像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她回應記者的詢問時表示，對於自己曾否簽署，已經印象模糊，只知道那場風波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由於內情複雜，所以不擬對其是非妄加論斷。活到老學到老、對歷史猶有所長的查良鏞博士，還有春風得意、流露出當未來行政長官意願的梁振英先生等等，他們乾脆拒絕就有關事情再作回應。

畢竟二十年了，目睹「風波」發生的一代，有人看不清、有人記不起、有人不想提，那是「各適其適」的現實。認為六四不可或忘的人們，除了繼續在紀念性集會上高喊幾聲「毋忘六四」外，還有什麼其他板斧？

如果希望年輕人多點認識天安門風暴的真相和意義，那麼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陳一諤的六四言論，縱有扭曲失實，同校同學們有權向他投以不信任的罷免票，心繫承傳的輿論界卻須出言審慎，指出謬誤的同時，理該避免置一個剛滿二十歲的青年人於千夫所指的角落。

互聯網上，聽到有人裝神弄鬼以海外傳媒名義與陳一諤進行訪問前「摸底」的錄音片段，那種所謂「引蛇出洞」的設計，不誠實得令人反感(錄音片段中，兩名疑似主持以節目尚未開始的「熱身」姿態與陳一諤對答，有意乘其不備，引他跌入語言陷阱)，陳一諤在不知道已被錄音的情況下，說到自己是支持平反六四的學生，不過他感到支持者當中，有些人是偽民主，因為他們只以自己的看法為標準，不容別人有所懷疑，而這種不容異議的專橫，與紅衞兵何其相似……。

青年人有青年人的觀點，為求平反、指望有來者接力的人們，陳同學的話也許指出了部分得理不饒人的盲點，疾言厲色與變相的一言堂會令青年卻步，妨礙他們探求事實的視野，嚇退他們理解政治的膽量。

令人不那麼氣悶的事情也不是沒有的—根據趙紫陽「完整錄音」、為「還原歷史」而成書的《改革歷程》，終於趕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出版，意義重大。

書中第一部分第一章記錄趙紫陽的第一段說話：「7年以前(書中注釋指1993年)，我怕有些事忘了，曾經把六四的一些事寫過一個東西，算是留下一些記事吧！現在我按這個材料來講，其中有些事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的發言中已講過了，有些是沒有講……。」　　趙氏因為流露同情廣場絕食學生而被中共的核心領導層摒諸門外，打成「支持動亂分裂黨」的界外人，他遭軟禁至終老的十五年間，對自己那段錐心瀝血的經歷，尚且有「忘了」的憂顧，人們對記憶之難於「永誌」，能不提高警覺？

支聯會今年的主題是「毋忘六四．繼承英烈志，薪火相傳．接好民主棒」。召集群眾、搞群眾運動的人，難免要借響亮的口號鼓動人心，可是每年舉着大同小異的標語、狠狠地喊上幾千幾百遍「毋忘六四」，並不足以「薪火相傳」；認識事件、記住教訓，八九當年的文字報道、錄音錄像與圖片，實在需要有意識地集中保存以免散佚。有關六四種種，香港的教科書內容要多詳盡才夠全面？那是費時失事、吃力而又收穫有限的爭拗；設立六四資料館，讓後來者看到最接近真相的事實根據，才是一樁更能發揮「薪傳」作用的實事，也是抵擋記憶被淡化、被閹割、被磨滅的有力防衞。

《改革歷程》讓人清楚看到當年北京核心領導層的路線之爭，黨之大老對「自由化」關係黨的存亡深以為憂，色厲而內荏。

早在1989年之前，胡耀邦已為傾向縱容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八六學運失控而背上責任被迫辭職(87年1月)。1989年4月15日，胡氏去世，學生發起悼念活動，迸發很多對社會不滿的聲音，當中包括對「老人政治」的不滿。由學潮擴大的群眾示威，再度被權力核心視為「長期反自由化不力」的後果。趙紫陽主張緩和事態的方案派不上用場，李鵬為首、認為示威嚴重影響穩定須予迎頭痛擊的一幫，說服了鄧小平給運動嚴厲定性。

趙紫陽走進廣場，試圖勸止學生不要絕食，低聲下氣的溫厚是黨性不夠堅定的表徵、是縱容自由化威脅黨國安危的鐵證，為要消滅星火、遏止自由化所引起的風頭火勢，有什麼比黨與黨總書記恩斷義絕的劃清界線更為震撼？打着恢復社會秩序的令旗，軍隊黑夜開入廣場清場！

《改革歷程》中，有關黨國元老對經濟建設和體制改革的分歧，着墨甚濃。年紀老邁、健康不佳的鄧小平，雖然名義上只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卻軍權在握，他的說話，管是身處最高官職的黨總書記或國家總理，也不得不躬身從命、奉若綸音。書中近似這些大可歸類為黨內矛盾的事跡，原本是「雲深不知處」的、「宮廷」層面的人和事，一般人豈能瞭如指掌？要不是由當年的黨總書記親自憶述，不少足以印證日後歷史變化的情節，也許便難見天日而長埋於歲月之中。

到今天為止，多數人看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運動，只是年輕人以赤子之誠反貪腐、反官倒，反各種不良的社會風氣，可是中央政府卻立足高崗，將其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那顯然是把黨國核心的內鬥與廣場群眾運動串連到一起，掛鈎、扣帽、打擊，而猛力鎮壓的悲劇由此而起。

平反六四，給無辜傷亡者、避走他鄉的人士討回並非謀反的清白，當年廣場上的學生代表、工運領袖和在現場採訪的記者，他們的表現、談話、報道，一言一行、一字一句，除了是後來者了解情況、明其大義的根據外，也是尋求六四平反的一種助力。

香港是最適合設立六四檔案資料館的地方，因為我們是中國境內最自由的特區，又是國際性城市；這裏資訊流通，言論無禁，如果在中國境外，如美、加的某一城市成事，別有用心之類揣測，會把事情複雜化；由專業人士、以嚴謹的學術態度進行大規模的資料蒐集和整理，這樣的資料館，大可成為國人政治文明的一個座標。

在港設立六四資料館還有另一重意義，那是因為「短期」看來，全國受八九風暴影響最深最廣的，要數香港。

當年京城的「宮闈鬥」塵埃落定，中央一連串的人事變動，並沒有改變維持經濟開放的國策，人民在物質生活的進步中得到滿足，政府緊抓政治的影響所及，並不是百姓日常生活動輒觸碰得着的掣肘。在資訊經過濾的內地，曾驚動全國、震動世界的天安門「風波」便不聲不響地淪為一樁人們若非不知不曉、便是不聞不問的舊事。

六四震盪給香港帶來的負面影響，至今仍然揮之不去。

那一年，距離回歸只有八年，中英雙方安排過渡原是在體諒港人心存畏懼的大前提下進行，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統戰工作相當出色，拉攏效力香港的各界人士，基本是以能者居之為起點，草擬《基本法》工作得體踏實，便為一例。

六四發生，許氏涉嫌縱容駐港左派機構支持學運而失位在先，又因用心於「革政挽革命」，提出「和平演變」的考慮而為北京所不容，身臨險境，避走美國；接替的周南，作風強硬，對港人不假辭色，用人唯「親左」或「排英」，開以後從公從政必須表忠的媚風。期間英方派來的總督彭定康，未諳中國國情，是來自民主體制的典型政客，二人共事香港過渡，意氣之爭不絕。如今特區政府建制中所有畸形設計，像選舉、像立法會議事程序的投票機制，全因發生了六四而扭曲。香港不再是以前的香港，缺乏和衷共濟的領航，為害至今；若非那變故，香港的政治體制與民主步伐，想必較現有的健康、健全。

撇開對政府構建的打擊，港人所受的六四傷痛，不是血濺當場，而是後患連年的內傷。當年面對回歸的香港人，本就心情忐忑，看到北京支使軍隊對付廣場群眾那種殘酷野蠻的手法，久存心底那種對一黨專政自由不保的懷疑迅即轉化為對北京的憤慨、對廣場人民的同情。人心激蕩凝聚為力量—除了有些人為支援民運、協助逃亡而奔走外，更多人是自求多福，為自由作出諸如移民的抉擇；多少家庭因此而連根拔起長居異地改寫一生？留在香港的，為了現實，有人裝聾扮啞，有人不惜打倒昨日之我，有人繼續憤憤不平，都不坦然。

香港與八九種種，盡是歷史素材，可以是資料館中非常深刻動人的檔案。如果資料館之設只是為延續六四記憶，那意義便極為有限，若是從見血與不見血的教訓，領悟到達致自由民主和諧社會的啟迪，那才是功德無量。